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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东京存在房产泡沫吗
即使被世界遗忘，日本对于中国来说始终一面绕不过去的镜子，无论昨天还是今天，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。
从时间轴来说，日本经济大概超前中国经济20年~30年，两国路径不乏相似之处，如工业起步、出口导向、后发优势、政府主导等等因素都彼此映射;更重要的是，而比起日本经济的兴起赶超与意气风发，日本经济的幻灭挣扎与衰退危机更值得中国研究。对中国而言，我们的今天是日本的昨天，而我们的明天很可能赶不上日本的今天，也正因此，《拯救日本》一书值得反复重读。
该书以日本90年代泡沫经济后金融改革为大背景，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被收购转变为新生银行的案例为主线，内容精彩生动，其间挣扎与无奈，如一出日本能剧。作者是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专栏作家吉莲·泰特(Gillian Tett，通常又翻译为吉莲??邰蒂)，以长期关注全球资本市场而为人所知。
细细体会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经历，几乎可以视为日本金融的一个微观历史。长期信用银行诞生之日即享有盛誉，也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制度的基石，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。50年代成立之际，整个银行如同军队般保持“步调一致”，而随着60、70年代的海外扩张，银行内部开始有不同的声音，到了80年代，该银行内部就有发展战略大讨论，存在国际派与国内派之争。国际派主张改变，而国内派则主张继续。
虽然当时的银行管理层不是无意改革，但是最终还是追求表面和谐压倒改革呼声，更何况，当时日本大时代背景也是支撑原有发展模式：随着土地、股市等资产价格节节高升，加上一贯的低利率，持续放贷仍旧是利润核心，资产价格尤其是土地只涨不跌的信念贯穿全日本，“不动产似乎成为解决银行所有问题的答案”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大藏省虽然充斥着国家精英，他们也认识到改革的需要，但是出于利益以及观念，他们不愿引发公开争论，更不愿意激烈变革。于是，长期信用银行战略讨论的结果，仍旧是守旧的国内派占优，这也和日本文化一致——在激进改革和维持一致之间，最终往往会以维持关系的名义选择温和的道路。
泡沫终究会散去，唯一的问题是时间。到了90年代面临信贷危机之时，长期信用银行仍旧对早已不可持续的关系客户“爱护有加”，正如最终为银行惹上麻烦的老客户高桥所言，“别担心价格昂贵……我肯定银行会帮忙的。他们总是伸出援手。”最终经历一系列戏剧化变化之后，长期信用银行凄凉破产。
破产只是第一幕，出售重组是第二幕。长期信用银行破产之后，是否引入国际投资者引发巨大争议。在各种惊心动魄的报价过程之中、外交以及内部攻势之下，萨默斯、沃尔克等财经名人在其中都曾经出演积极角色，最终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基金以诚意以及专业胜出，长期长期信用银行改名日本新生银行。这家银行能否真正新生引发日本国内外巨大关注，也被视为日本金融改革的试验田，收购只是成功的第一步，如何整合仍旧道路荆棘，其中也有不少小故事。
大众总是健忘而短视，80年代是日本的辉煌时代，是“日本第一”的赶超顶峰，之后的日本就是泡沫时代的结束以及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，日本几乎从人们关注的视野中消失了，但是比起日本的成功，日本的失败更值得讨论，尤其对于中国而言。
同时，社会转型之中，文化的因素总被谈及。在《拯救日本》中，日本的文化特性也被作者细细描画，一位瑞士资深银行家甚至对作者表示，“从某种意义上，日本是个把事情搞砸的最佳地点，因为人们非常愿意指责这个国家和文化，而不是你。”——这令人想起我们熟悉一句话“这里是中国”，这是一个暧昧而强大的句子，似乎包含更大可能又拒绝更大可能。中日都是东方文化，那么是否与注重契约的西方制度难以兼容?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文化重要，但并不必然表示不同文化不可以构建更好的制度。
比如日本文化或许比中国保留更多传统，这甚至间接而部分地导致银行对于客户尤其是关联公司，总有一种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，不仅难以割舍，也难以从财务角度做出理性判断。典型之一就是日本的“经连体系(Keiretsu System)”，银行、企业彼此关联，交叉持股，而政府也部分提供隐性支持，这种模式仍旧被推崇为日本特点。
不过从经济合理性而言，这种状况注定难以持续，尤其当人们从相信这种担保到不相信这种担保，总是存在戏剧性的转折点，容易酝酿成市场动荡以及危机。事实上，新生银行的案例表明，引入西方式的信贷管理，银行经营是可以持续的。
